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转行新手如何系统掌握博客SEO蜘蛛池？9大实战学习路线及必坑指南全攻略

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随着互联网营销的飞速发展，SEO技术已经成为转行业初学者不可或缺的技能。尤其是“蜘蛛池”作为SEO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，越来越多转行新手开始关注和使用它来提升博客权重和流量。那么，什么是蜘蛛池？如何高效学习并实操？新手应该避免哪些常见坑？本文将围绕“转行新手9大博客SEO蜘蛛池入门教学学习路线：基础掌握，实战技巧全攻略”展开，详细解读蜘蛛池的原理、关键词布局、搭建方法、实战案例到防坑技巧，帮助每一位新手系统成长，零基础快速上手。

什么是博客SEO蜘蛛池及其在搜索引擎排名中的重要作用？如何理解蜘蛛池的工作原理？

〖One〗，博客SEO中的“蜘蛛池”是指通过构建大量高质量链接资源构成的网络池，目的在于加快搜索引擎蜘蛛的抓取频率，提升网站的权威度和排名。简单来说，蜘蛛池是一个“引擎蜘蛛诱导系统”，通过合理的链接关系让百度、谷歌等搜索引擎爬虫频繁访问目标博客，从而提高索引速度和排名权重。，麻花传MOO25苏蜜清歌小说

〖Two〗蜘蛛池的核心原理是“链式传播”和“数据反馈”。搜索引擎蜘蛛每天需要对互联网海量内容进行抓取，通过蜘蛛池中的多渠道链接调用，蜘蛛的爬行路径被扩大，目标站点被快速发现和更新。性巴克下载管网，同时，这些池中的数据页面也为搜索引擎提供了更多的关联信息，加深对目标博客内容的评估，更容易判断内容质量及相关度。

〖Three〗特别对于转行新手来说，理解蜘蛛池不仅要知道它能提升网站权重，更需要明确构建时的质量要求。优质的蜘蛛池通过自然且有序的链接布局，避免被搜索引擎识别为作弊和黑帽操作，从而保障长期稳定的SEO效果。过度依赖低质蜘蛛池反而可能导致网站被降权或K站。，中文字幕在线看

新手如何从零开始搭建高效的博客SEO蜘蛛池？详解基础设施准备及高质量链接策略

〖Four〗对转行新手而言，搭建属于自己的蜘蛛池似乎复杂，但只要掌握步骤便可循序渐进。要具备的基础设施包括多个具有软硬件支持的博客平台、坚实的域名储备、稳定的服务器环境及内容管理系统。建议利用WordPress、Zblog等成熟博客系统快捷搭建多个博客节点。

〖Five〗链接策略是蜘蛛池运营的关键。新手需重点学习如何构建内链和外链，注重链接的多样化和自然分布。内容原创质量必须保证，避免软文堆砌和垃圾链接。合理配置锚文本，在不同博客间构成资源互补的链条，既优化搜索引擎秩序，也提升用户体验。

〖Six〗另外，蜘蛛池的维护也至关重要，定期更新内容、复查链接有效性、防止死链出现是保证蜘蛛池健康运转的基础。搭建过程中，还应注意备案及合规，切忌使用黑帽链接技术，以免遭受搜索引擎惩罚。

转行新手必学！9大博客SEO蜘蛛池实战技巧及操作流程深度解析，如何快速提升博客权重？

〖Seven〗针对转行新手的实际操作，本文总结了博客SEO蜘蛛池的9大实战技巧：1)关键词调研与合理布局；2)高质量内容定期输出；3)多平台博客节点搭建；4)内外链自然分布；5)定期抓取日志分析；6)服务器及IP多样化处理；7)二维码及二维码分享打造多渠道传播；8)利用社交媒体引流加速蜘蛛刮取；9)严格避免黑链和作弊行为。

〖Eight〗操作流程方面，从关键词调研开始，匹配最具转化潜力的长尾关键词，结合内容策划制定每日更新计划；其次通过批量注册多个博客账户，分散IP访问，模拟真实用户行为；再通过工具自动发布内容并关联相关博客节点实现多向链接，提高内容曝光及爬取频率。

〖Nine〗同时，进行蜘蛛池维护不可忽略，通过百度站长平台等工具定期监测IP访问频次、收录情况以及用户跳出率等指标，动态调整博客链的数量和质量。实战中灵活使用爬虫调度软件，有助于实现更加高效的抓取覆盖及内容传递。

博客SEO蜘蛛池使用中容易遇到的9大陷阱和误区？新手必看勿踩雷必坑指南

〖Ten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很多转行新手往往忽略蜘蛛池的质量控制，导致网站遭遇被K或降权风险。常见误区包括：大量无差别复制内容；恶意堆砌关键词；使用黑链及垃圾链接池；忽视链接锚文本多样性；不实时清理死链；服务器环境单一、IP地址集中；过度依赖自动化工具；缺乏内容更新频率控制；不关注用户行为和搜索引擎反馈。

〖Eleven〗尤其是“大量无差别复制内容”和“黑链滥用”，这是蜘蛛池建设中的死穴，一旦被搜索引擎识别，整个博客群可能遭遇降权甚至被K封站。新手必须理解：SEO不是纯粹刷流量的游戏，而是基于内容为王和合理技术辅助的科学优化。

〖Twelve〗此外，蜘蛛池搭建还应注重技术合规，合理使用robots.txt文件、sitemap协议及nofollow标签，防止搜索引擎误判。过度依赖“黑帽快速提升”极易引起反效果，真正的成功需脚踏实地，稳扎稳打，持续积累权重和流量。

总结：如何利用博客SEO蜘蛛池助力转行新手快速建立个人品牌及网站流量？核心思路与未来发展方向展望

〖Thirteen〗通过本文全面系统地介绍博客SEO蜘蛛池基础原理、搭建流程、实战技巧及避坑指南，转行新手可以理解蜘蛛池不仅是技术手段，更是解决内容发现和流量积累的重要路径。成功建立蜘蛛池，能够帮助个人博客实现更快更稳定的搜索引擎排名提升。

〖Fourteen〗未来SEO环境不断变化，竞争越发激烈，蜘蛛池的运行模式也需智能化与规范化结合。个人转行者应积极学习自动化工具和数据分析技术，结合高质量内容运营构筑绿色蜘蛛池生态，从而实现博客流量和品牌影响力的持续增长。

〖Fifteen〗总之，博客SEO蜘蛛池对转行新手而言，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提升手段。但关键在于基础设施的完善、优质内容的维护及科学的链接策略。稳扎稳打，有效规避常见误区，才能真正发挥蜘蛛池的巨大潜力，赢得搜索引擎和用户的双重认可，全面推动转行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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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内容涵盖了转行新手从认识蜘蛛池，到搭建实操，再到防坑技巧和未来趋势的全面指南，帮助您实现全面深入的SEO学习和博客运营实战。希望这篇“转行新手9大博客SEO蜘蛛池入门教学学习路线：基础掌握，实战技巧全攻略”能成为您转行路上的宝贵参考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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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做清洁的最高境界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

彭州网站排名上不去的真相：忽略这3个优化点等于白做

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做清洁的最高境界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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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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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黑侠蜘蛛池运行需要占用80端口，运行蜘蛛池软件时候不能运行其他网站，因为蜘蛛池会关闭iis，蜘蛛池软件具体使用方法很简单的，把软件解压和源码一起放在D盘，然后按说明把域名泛解析过来对应服务器ip（一个或多个），填写上去，填好关键词，填好外推地址，就不用管了，直接点击运行软件就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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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做清洁的最高境界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

〖One〗、公司所属各单位、各职能部门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展情况，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，按照中国能建、集团公司要求，经公司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目前在某人员不得擅自离开所在地，在某期间要严格遵守当地政府有关要求。未经审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途径、任何方式出入某地。

〖Two〗、停产通知书全体员工：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基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考虑，为共度时艰，公司通知如下：自2020年XX月XX日起，公司全部岗位员工停工停产。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，于停工期间，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。

〖Three〗、疫情防控通知写法如下：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中高风险地区信息动态，合理安排行程，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，非必须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设区市。为了更好的做好疫情防控，保障大家的健康，请各同事严格做好以下事项：如无紧急事情，避免外出，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。

〖Four〗、如您的行程与阳性病例或密接人群有时间或者空间的交集，请自觉按照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相关要求，进行报备并配合防疫工作。

四川疫情防控最新通知

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做清洁的最高境界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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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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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做清洁的最高境界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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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看黄色的视频，小孩子喂妈妈吃巴雷特视频(蘑菇视频)，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做清洁的最高境界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不认识我了？”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文学通向每一个人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责编 周建平